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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我和我的命》:梁晓声的女性关怀与命运咏叹

标签:文娱 | 来源:中国妇女报 | 作者:孙桂荣

梁晓声

在新近出版的《我和我的命》中,梁晓声采取了一位“80后”女性的视角,在家庭、城乡、成长的阔大背景上,通过女主人公“方婉之”阴错阳差的前半生,书写了活在“人世间”的我们需要与自己相依为“命”的故事。在本文作者看来,这部作品与其说是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后创作活力的体现,不如说是他驰骋文坛40年后借女性之口对自我价值观的确认与阐发。

■ 孙桂荣

提起梁晓声,人们会想起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《今夜有暴风雪》中浩然正气、慷慨悲壮的热血男儿。作为知青文学的代表性作家,他是以有情怀、有理想、有追求的印象留在新时期文学史中的。新近出版的这本《我和我的命》(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月)却别出心裁地采取了一个“80后”女性人物的视角,在家庭(原生家庭-寄养家庭)、城乡(深圳-贵州村庄)、成长(亲情-友情-爱情)的阔大背景上,通过“我”(方婉之)阴错阳差的前半生,书写了活在“人世间”的我们需要与自己相依为“命”的故事。

“我命由我不由天”

“我”的生父母是贫瘠、闭塞的贵州神仙顶村的普通农民,一出生就被遗弃了,后被一对受人尊敬的无儿女夫妇(“校长妈妈”和“市长爸爸”)收养,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度过了一段无忧无虑的生活。但因为养母的死、身世的暴露、初恋的背叛、对养父的误解,“我”在大学时期突然陷入了濒于崩溃的人生困境。这是“我”无从选择出身、只能被动悉听“天命”的结果?!拔摇敝鞫搜?、仓皇中逃离校园,从情节上来说有些突兀,但却是“我”成长的起点?!拔颐晌也挥商臁钡闹魈饩褪谴又魅斯成钲诳嫉?。

从底层干起、独立、奋进是“我”青年时期的故事主调。不同于有些作品往往在主人公感情生活上有太多泼墨,梁晓声着眼于人物的立足、生存,一分一分赚钱、攒钱中的艰辛与充实,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收获的友情?!拔摇庇肜罹昙渲褐?、肝胆相照的闺蜜情,贯穿了小说后半部分。这种作者浓墨重彩铺叙的女性情谊,曾被养父误认为是“同性恋”,但却是携手共进之情,带有“女汉子”之间的惺惺相惜意味。相形之下,“我”与高翔的恋情却被处理得轻描淡写。这种“重友轻色”的描写,是需要联系作品主旨(女性打破宿命、“我的命运我做主”)来理解的。有太多的女人将男人视为自我抬升的途径,甚至不劳而获的衣食之源(像小说中的倩倩),但立志靠自己的努力打破宿命魔咒的女人却不会这样。友情的力量让依靠双手打拼的女性活得实在却不艰辛、坦荡而不孤单。小说氤氲着一种梁晓声作品中常有的“人间正道”,这是时下不少文艺作品所稀缺的。

伦理现实主义下的“好人好命”

挖掘主要人物真善美的正面品格,在传统道德、人伦角度叙写关爱底层的“向善”情怀,是这部小说一个突出之处。尽管自出生就被遗弃,但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世后,“我”并没有对神仙顶的穷亲戚们袖手旁观,而是克服种种困难,以钱、物、介绍工作等各种方式帮衬他们。这里既有血缘亲情的牵扯,也有扶危济困的正义伦理与共同富裕的集体伦理在起作用。批评家李敬泽将其称为“伦理现实主义”——“在中国,几乎没有一种与他人无关的个人幸福,也没有一种与别人无关的‘命’,顺应大势……是我们想要的‘善好’生活?!辈还馐恰拔摇?,李娟也为贫困的家乡、残疾的弟弟做了很多??梢运?,在这种伦理现实主义下,两个女性人物不光努力争取“我命由我”,还以一颗向善的心关爱他人,而小说也以朴素的笔调写出了生活中“好人好命”的温暖底色。

不同于某些渲染人性暗黑、颓废的残酷叙事,这部小说在主要人物塑造上是暖色调的,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。除了“我”和好友李娟,“我”的养父母、丈夫高翔也都是正面形象?!靶3ぢ杪琛庇搿笆谐ぐ职帧本」茉诘钡孛炝?、位高权重,但在为人处世、教育子女等问题上,却并没有骄奢蛮霸的权贵做派,而是生活中精英知识分子、党员干部的化身。即便南下深圳、离开这个家庭之后,养父也是“我”精神上的良友与导师?!拔摇敝阅芄怀沙の桓隼镜呐越巧?,寄养家庭的熏陶是一个重要因素。另外,“我”在感情上尽管受过初恋的伤害,但后来的恋爱、婚姻却非常美满,丈夫高翔不但有才华,还与“我”一样的正直善良,与“我”的养父也能进行精神层面的沟通。小说甚至写到了养父晚年与“我”婆婆发生黄昏恋、在“我”与丈夫支持下幸福生活在一起的情节?;蛏?、拼搏向善的人,终将会迎来命运的馈赠。小说写出了这种“好人好命”的人间温暖现象,但因为有着伦理现实主义的情节铺垫,并不让人觉得有太多矫情、虚假之处。

凡人不卑微的“自修命”

在中学时代,养母“校长妈妈”曾对“我”讲过,人有三命,“一是父母给的……曰天命;二是由自己在生活中的经历所决定的,曰实命……三是文化给的,曰自修命?!闭馐且欢沃匾牡闾馕淖?,小说就是围绕女主人公如何打破“天命”、正视“实命”,尤其是一个平凡的人如何在日常文化积淀中提升“自修命”而来的。小说设计了“我”遭遇家庭变故后大学退学这一情节,也是为要把“我”塑造成一个芸芸众生中的普通人而来的。做帮厨、下车间、开超市、公司打工,“我”在小说中的职业身份与社会精英完全不沾边,在自我剖析中也多处写到了自己的平凡普通,但“我”的文本形象却不卑微,而是活出了自我价值感,即使是最后患癌,也成了励志的“抗癌明星”。一生做好人的凡人,也可以是受人尊敬的“成功人士”,是这部小说的一个深层命题。

“我不信世上会有君子国,这使我活得不矫情;我不信‘他人皆地域’,这使我活得不狡猾”“人是自我给出的意义的践行者”“做一个好人,与天分与能力无关”……这些自我剖白之语,使小说在平实朴素中又充满了哲思妙想,既是一段生活经历的表述,也是一种人生姿态的见证。因此,这部作品与其说是梁晓声获茅盾文学奖后创作活力的体现,不如说是他驰骋文坛40年后借女性之口对自我价值观的确认与阐发。

(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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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编辑:苏悦 ????2021-04-2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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